惠东女是指居住在惠安县东部一带的妇女，地域包含净峰、小岞、崇武、山霞及东岭一部分。外乡人称这个群体叫“海墘查某”。据某些方家考证她们是古闽越族的一个分支，后来汉化了。特殊的历史人文地理背景折射出这一群体独特的民俗风情。尤其是衣着、头饰，俨然小数民族。近现代，她们以大海为色调，撷浪花为裙边，制作出款式短至肚脐且开右衽的上衣，成为独一无二的“节约衫”；传统的尺把宽黑筒裤，显得更加古朴端庄自重；缀着各种珠花的黄斗笠、花头巾，那是她们抵御烈日、风沙的“保护伞”；箍上银腰带，戴上银手镯，她们纯粹，她们爱美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赞美也罢，猎奇也好，任人评头论足。她们腼腆，头一低，把黄斗笠当“盾牌”，看客再也无从窥探她们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惠东女其所以闻名遐迩，除了奇异的服饰、还有婚俗，但更主要是她们的吃苦耐劳。修筑“惠女水库”，“八女跨海征服荒岛”，彪炳史册（当年的报道连编累牍，这里暂且按下不表）。

然而，辉煌的另一面是黯淡，过去惠东女的命运，却是在黄连中泡大的，她们是同一根藤上结成的一串苦瓜。

由于千百年来男尊女卑旧观念桎梏的禁锢，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，只能眼巴巴目送年龄相似或年少的男孩背着书包上学堂。她们耷拉着脑袋，像一只只蜷缩着翅膀飞不起的小鸟，又像是一朵朵霜打的薯花，从小就得捡柴草、打猪菜、带弟妹，帮助做家务事，因为一来家穷，二来父母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是“泼出去的水”。

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乞丐背加志斗”， “三从四德” 的祖训陋习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，不顺从的被迫走投无路，只好串在一起集体投潭、投海或上吊。多数人只好屈从。中秋前后，月圆人不圆，为了祭奠屈死的同伴，各村各里的女青年成群结队围在一起，摆上香案桌，反复吟歌，让其中的一位“女乩子”神志迷乱，念念有词，有如鬼魂附体，这种不知始于何朝何代的活动，有的村庄叫“观落阴”，有的叫“观三姑仔”。

  她们从小由大人包办的娃娃亲，闹出了许多笑话：新婚之夜有的发现对方还在尿床；有的新娘子懵懂 、霸道，独占婚床，说“阮一头要睡、一头要伸脚”，把新郎官驱逐去跟他们的父母睡；有的掀起蓋头才发现原来“对相”的意中人被人移花接木调包了，无奈木已成舟。她们只能像猪崽被挑那样碰运气了。她们不知道娶她们的男人是熊是虎，像无助的羔羊，呆在娘家不肯去，每年只是在春节（ 除夕夜） 才例行回一趟夫家（ 有的甚至走错了门），其余的个别节日，比如元宵、端午或中秋节得由夫家派来的人三催五请，挨到夜幕沉沉才去应卯，有的天没亮又逃也似的溜了。

   命运注定她们的婚姻曲折离奇。据说一个丈夫从外地回家，在东岭埔买甘蔗解渴，除夕夜新媳妇问他“甘蔗甜吗？”，他还蒙在鼓里不知所云，直到新媳妇骂他“大呆、死人”才恍然大悟：“原来是你呀，都怪你在家黄斗笠罩着不让我认识！” 这不是虚构，婚后数年夫妻仍不相识，于老辈的许多人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至于要逾越森严壁垒的界限，更是难乎。有的已拖成大龄青年，还没有真正意义的洞房花烛夜。有的丈夫 忍受不了，施以 家庭暴力，结果又闹出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（解放后颁布新婚姻法，这里曾出现一波离婚小高潮）。死拖硬磨，侥幸生下一男半女（ 要不然就得抱养一个孩子），女人才名正言顺长住夫家，名曰“欠债”。

   白花（ 男孩） 或红花（ 女孩） 呱呱坠地，热恋算真正开始。这时，她们才体会到，丈夫其实很优秀，吃苦耐劳，建功立业，体贴顾家••••••庆幸自己嫁对了人。

也许她们是为还债而来的，从此，以锅台为圆心，劳作为半径，陀螺般地旋转着，划着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   长住娘家时尽力帮助父母兄弟创业，“欠债”后主持夫家事务，惠东女撑起了半边天。她们的父兄、丈夫大都捕鱼或当工匠去了，她们里里外外一把手。田间劳作，赶农时，一身独揽，伴着朝霞，披着星光，操纵着枷车牛犁耙、锄头畚箕桶，大粪没少挑，汗水没少流，精心侍弄着人均仅有几分地的薄田瘦地。忙了田头去赶海，拖鱼网起早摸暝，拾螺捉蟹摸鱼趁潮汐。严冬时节，女人们冒着凛冽的寒风，卷起裤筒，踩着海泥去采收牡蛎（蠔），把长着蠔的薄石条从垛中卸下来，竖在蠔篮的砧板上，再用蠔凿从上而下，一凿一凿不断地削，把蠔孢从条石剥离，挑回家再用蠔锓撬开蠔壳摘取蠔肉，换取籴米买油盐之资。她们巾帼不让须眉，当建筑小工，八个人扛上一两千斤的大石板，登上路架搭设在屋面，令多少外地人咋舌折腰，惊叹不已。她们拉大锯，弓着腰，勒马步，负重轭•••••• 惠东女不愧为“拓荒牛”！

   她们铜身铁骨，但还是累垮了。历史上某个时期，据调查，百分之八十的未育女青年患上妇女病，腹肚做药橱，早婚并不早育，这也是长住娘家的原因之一。

  一旦起了头，就像母鸡生蛋，孵了一窝又一窝，惠东女生男育女不输人不输阵，遵照世俗，不生出带“夹烧蒂”的（ 男孩），更是要一直奋斗下去。

按理说，男人走南闯北出门做工、捕捞，女人种地搞副业，劳筋苦骨拼死拼活，日子应该滋滋润润。可是错了，惠东蹈入越生越穷、越穷越生的误区。“ 一男一女一枝花，五男二女受拖磨”，大多数人无福消受鱼肉荤腥，就连大米白面也成了上等佳肴，日子过得稀稀拉拉。

 “惠安人，番薯肚”，这句话道出了惠东土地的贫瘠和居民主食的单调。在钉上钢板齿的砧板磨薯渣，薯渣滤过淀粉，才舍得下锅，餐餐如此，日日如此，年年如此，费工又费时，直至青丝磨成了白发。

四交五月，番薯渣告罄，青黄不接，大人、小孩饥肠辘辘，好不容易盼来了大麦登场。三更半夜，便有早起人，把预先浸水的脱壳大麦加上足量的水 ，放在石臼里，千家万碓一齐捣响。磕碎后，煮成一大锅，名曰“鸡啼磕”。据说还是招待乾隆帝的御膳呢！当年乾隆游江南，日暮途穷投宿在荒郊僻壤，饥不择食，喝下农妇奉敬的“珍珠粥”就是这麦糊。皇上尚且如此，更何妨黎民百姓，收工回家后牛饮几大海碗解乏止饥，自是家常便饭。

长年难见荤腥，食量自然出奇的大。相见时“你吃未”是互相关心的话题；出工时“讲长讲短，讲吃煞尾”。她们打赌，有的曾创下一口气饕餮三斤半大米煮成的米饭的记录，传为新闻。

即便日子再穷，毎年的端午、中秋、春节，父母的生辰，她们总要想方设法，筹办猪腿（肉）、面线（米粉）、鸡蛋，回娘家尽自己的孝心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这种传统风俗名曰“赶送节”。

平时，主妇把好吃的孝敬公婆，把浓的留给丈夫，匀给儿女，自己喝着那能照见人影的稀粥。肚肠太枯燥了，每逢祭祀、过节“加大菜”，油香磁石般地把粒粒累累的儿女吸引前来。襁褓中兜着的，裤脚筒搂着的，锅台边包围的、炉灶前烧火的。主妇在锅台前忙碌着，无非是一锅大米饭，把买来的或赊来的半斤八两的肥肉剁得细细的，再掺揉均匀，这便是让儿女们吃得撑破肚皮的“肉饭”了；或搅拌一锅缺油少荤的薯粉糊，儿女也同样欢呼雀跃，猪崽般争食，他们明白，过了这一顿就再也没有了。倘若荒年，全家只好跟猪娃分吃豆渣饼或花生渣饼了，更不济的只好野菜拌粗糠充饥了。

这就是上世记六七十年代以前惠东女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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