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，以前农村怎样会流传着中秋的一种坏习惯，说是中秋夜可以偷拔槟榔芋三株、偷割南瓜一个不算盗贼，被人抓现行、被人骂贼，算是出大运、走好运。深受这种歪逻辑的影响，我家年年好不容易种的一大畦槟榔芋，在中秋夜左右屡屡遭窃贼光顾，常常不是三株，而是三五倍于“规则”，全是大个头拔走，窃贼简直是胆大包天，趁火打劫。我家乡是低海拔，槟榔芋至少要到霜降立冬季节才能收成，中秋节往往只是“试吃”而已。那时，大集体，生产队分来的粮食很少，父母亲是种些如槟榔芋、番薯等杂粮来充饥的，盗贼太缺德，母亲气得咬牙切齿。父亲毕竟是“公家人”，一边安慰母亲说，这个年代大家都缺吃的，也许那个盗贼心贪一点，多拔几株，说不定家里一班小孩正饿着呢，明年咱再种时看紧一点就是；一边叫母亲千万不要骂人，你骂窃贼，人家还出大运、走好运。母亲听了“说不定家里一班小孩正饿着”，慈母般的心就软了下来，再被那“骂窃贼，窃贼出大运、走好运”的“紧箍咒”所束缚，决不做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去便宜窃贼的傻事，心头也就解恨了。

自古以来，老家中秋夜都有吃槟榔芋饭的习惯。既然槟榔芋大个头被人盗去，自己就剩下小个头的。母亲只好将小个头槟榔芋洗净、刮皮、切片，再用少许油腥炒炒，放入锅底，大米覆盖最上面，用母亲的话说是，假如不小心烧焦，也只损失一点芋头，米饭照样可吃。但在那个缺吃的年代，母亲十分小心看火候行事，哪能让芋头、大米有半点损失，就这样一家人中秋夜享着香喷喷的芋头饭，那大个头槟榔芋被盗的“重大事件”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再穷，家乡与国人一样，中秋节吃饼是必须的。那个贫困年代，供销社的月饼是凭票供应的，一块月饼一两米票，多数村民无米票，饼有点像“画饼充饥”似的。我印象中最深是中秋节吃“土饼”，那时老家有种小麦，中秋节前母亲事先带小麦去大队加工厂换面粉，回来用红糖混发酵粉和着面粉，再拿到锅里煎，这种“土饼”最好吃；另外一种“土饼”，母亲是用番薯蒸熟捣碎混入木薯粉、红糖及其他一些佐料，做成圆型状放入锅里烤，这钟“土饼”四不像，番薯味、薯粉味、红糖味，五味齐全，吃起来很韧，但在贫穷年代也算很好了，是节日才能享用。父亲有时单位发饼票，偶尔能带上三五块月饼回来，那是最高兴不过的事。中秋团圆很重要，等待一家人到齐了，母亲就拿来菜刀分割，按人头等量分配，谁也不得占便宜，全家人围着吃饼，又香又甜，又脆又酥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那种饼叫做“舌尖上”的享受。民以食为天，大家都以填肚子为第一要务，什么中秋赏月，那是小说里、诗句里才能看到的浪漫之事。

有一年，中秋夜月亮突然暗下来，大人说是“天狗”要吃掉“月公公”了，要我们这些小孩与大人一样，拿来面盆、破锅、锅盖、簸箕等东西用力敲打，再组织一班小孩大声喊叫，我又是喊又是敲，大汗淋漓，辛苦至极。经一番敲打、喊叫，“天狗”真的慢慢吐出“月公公”，“天狗”越是要吐，敲打越是要用劲，喊声越要响彻云霄，让“天狗”惊慌失措自己跑掉，果真，不一会儿，月光逐步亮起来、圆起来。

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，温饱问题得到解决，那种“中秋夜可以偷拔槟榔芋三株、偷割南瓜一个，不算盗贼，被人抓现行、被人骂贼，算是出大运、走好运”的自圆其说，不攻自破。原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人人都缺吃，顺手拔个芋、割个瓜，对个别人来说确实是生活的需要，人都要饿死了，骂还在乎吗？现在物资十分丰富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，谁还去拔槟榔芋、割南瓜？现在，市场月饼品种繁多，什么绿豆饼、肉饼、素饼、甜饼、咸饼、冰皮饼、进口饼……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，而且一年四季都有，并不局限于中秋才吃饼，这不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、社会的重大进步吗？

随着科技的进步，那个“天狗”吃月叫月食，是太阳、地球、月球恰好运行在同一条线上，这种自然现象早已被人们所认识，家喻户晓，并且现代科学还可事先预测日食、月食。现在每每想起小时候那种又敲又喊赶“天狗”吐月愚昧之举，还羞于启齿。

时代在前进，人民奔小康。民众的腰包鼓起来，省外游、国外游进入寻常百姓，至于中秋吃月饼或中秋名山赏月只是小菜一碟。

此时，让我想起古人赏月的一句诗：“阴晴圆缺都休说，且喜人间好时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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